我的師公─煮雲法師，與我的戒和尚
2011.07.27 釋法觀

我的師公是已經圓寂二十五年的煮雲(實泉)老和尚。

我的師公──煮雲和尚

年歲漸長，感受到更多人事無常，才開始想到年輕時還不會去想到的事。一年多前，曾經獨自一人靜靜地到光雲寺走走，主要是上到師公的紀念館，看看文物，瞻禮師公遺留下來的舍利，感受、想想師公那一代。最近，也又去了一趟師公當時駐錫的鳳山佛教蓮社。

我的戒和尚是星雲大師。

寫這篇文章，是以師公為主，想要寫寫師公的精神。同時略略呈顯戒和尚與師公的深厚情誼，他們同為當年來台年輕一代、同樣深入社會以更通俗普及化的方式傳播佛法的先鋒，也是當代台灣佛教發展中很重要的法師，而他們忍苦堅毅、熱情為法的精神，太值得似乎享受太多前人耕耘果實、容易習以為常的我們警勉學習！

年輕時的戒和尚與師公

煮雲法師，生於1919年（民國八年）的江蘇如皋縣七里缺農家。

1933年(15歲)開始吃常素，萌發出家之念。

1939年(21歲)於如皋丘場（一名西場）財神廟（歸惠民禪寺）隨其師公參明老和尚出家（代刀披剃），法名實泉，號煮雲，法派系常熟三峰寺漢月法藏禪師演派。

1941年(23歲)二月於南京棲霞山受戒（戒期53天），續留棲霞山律學院（佛學院）求學。星雲法師與之同戒又同學。

1944年(26歲)正月初於鎮江焦山佛學院，因晚到，當一苦行旁聽生。星雲法師也在那裡求學（正式生）。一學期後，當家法師以年齡大為由拒（煮雲法師）為正式生，遂於下半年離開焦山。於上海清涼寺八個月，經懺生活掙錢。

1945年(27歲) 春，就讀上海圓明講堂楞嚴專宗佛學院(圓瑛法師楞嚴、應慈法師華嚴、興慈法師天台、范古農居士唯識)。

1947年(29歲) 正月到普陀山法雨寺當戒期大悅眾。戒期圓滿，至佛頂山慧濟寺閱藏樓閱藏。

1948年(30歲) 至普陀寺前山普濟寺聽誠一法師講法華經，留任普濟寺「知客」。
後至雙泉庵任教職。曾應弘度、星雲二法師之邀前往南京華藏寺，因時局不定，小住月餘，
1948年底又回到普陀。在普陀山期間親近了一些閉關修行的大德和尚。

1950年(32歲)四月隨軍醫部隊來台，初始寄居部隊，任軍中佈教師，公餘之暇還能走入社會弘法佈教。後借住后里懷德堂半年，毘廬寺大殿前鐘樓半個月。魚池鄉弘法等。

1951年(33歲)於中部各地弘法。得暇，親近慈航老法師。歲末，指導台東佛教會成立並於台東弘法。

1952年(34歲)於台南寄居居士門外用竹子搭建的小房六個月。大仙寺傳戒任尊證。寫《南海普陀山傳奇異聞錄》(1953年出版)。

1953年(35歲)終於受邀常駐弘法，春天至鳳山佛教蓮社落腳，晉山住持。星雲法師也同時於宜蘭雷音寺落了腳（年初──比煮雲法師早一點）。

1953~1958年（35~40歲）經營鳳山佛教蓮社，創辦佛學講習會。相繼成立念佛會、青年會、婦女會等；舉辦講經或演講活動。除其他大德，星雲法師更是常受邀請來演講。並深入各地偏遠鄉鎮弘法，包括台東地區。尤其組成青年學子弘法隊，以創新方式助於弘法佈教。各地組織念佛會。數度環島弘法佈教，星雲法師等亦皆並肩投入。

1958年12月~1959年8月7日北投靈泉寺閉關，關中閱藏又寫作，著《金山活佛》，也開始《佛門異記》之寫作，後因嚴重跌跤引發高血壓症不得不住院就醫而止。

1964~1967年(46~49歲) 1964年始，於星雲法師的壽山佛學院擔任教務主任。同年，鳳山佛教蓮社亦重建。三年後（1967）因高血壓病況加劇而辭去壽山佛學院教職。
1965年出版《皇帝與和尚》（資料也是在關房裡就準備了），1967年費時近十年的《佛門異記》出版。1967.11.26鳳山佛教蓮社重建落成。
1967年星雲法師也創建了佛光山（開山）。

1968年(50歲) 「弘法散記」再版出版。

1972年(54歲) 出版「東南亞佛教見聞記」。

1972年起(54歲～) 創辦精進佛七。分別舉辦出家、大專、青少年及兒童佛七，遍含各年齡層與四眾佛徒；自此十餘年來，主七中以身作則，全程帶領與參與，影響至為深遠。

1977年(59歲) 出版「佛七專集」。

1982年(64歲) 於台中太平籌建清涼寺為長期佛七之淨土道場。（1984年8月，清涼寺開始舉辦精進佛七）

1986年8月9日晚間 安祥圓寂於鳳山佛教蓮社「懺悔室」。世壽六十八歲，僧臘四十八，戒臘四十六。
近五十年的老友星雲大師，退位（1985年）後正於美國西來寺閉關。

忍窮耐苦，障難無畏

師公十九歲時（1937，民國26年），日軍侵華，目睹了日軍的殘暴蠻橫，自己正值壯丁之年，隨時有被加害或捉走的可能，那年冬天，逃到離家鄉三十里叫「丘場」（西場）的地方，想找個地方出家。

師公回憶說：「說起我的出家因緣也是很坎坷，離開家鄉後，一心想出家，到處跑、到處問、到處求，甚至到另一縣去；但是，那時我正值壯丁之年……………很多廟都不肯收留，怕惹麻煩；於是我就天天跑、天天找，把腿子跑得都磨出泡來了，還要處處懇求人家讓我出家！」

到了二十一歲，經人介紹，終於如願出家了。但卻在廟裡過著趕經懺和打雜役的生活，而且佛事通常是在十幾里外的地方做，三更半夜零下溫度的寒冬，風雨無阻、全用走的，「那種冷、那種苦啊！不是用言語所能形容的」。錢也從來沒拿到，都給師公拿去；念經回來，快天亮，還要叫醒小沙彌陪著作早課，早上自己沒得吃，還得用自己未出家前帶來的錢（因父亡分家產所得的錢）去買早點吃。除了經懺，「佛法」沒學、「修行」不懂，苦不堪言，還不准他外出受戒（要滿三年才准）。錢也快用光了。這樣過了、忍了兩年，不斷要求下，好不容易（受戒一切所需和費用自己負擔、找保人………）才准他出去受戒。1941年正月底，終於離開出家常住，往南京棲霞山受戒。

受完戒，決心留在棲霞山律學院（佛學院）讀書，要讀的書和日用品一買，身上的錢就差不多用光了，其他同學都有出家常住的經濟支持，師公是自己堅持要來的，沒有任何資助。在學院中只得一邊念書、一邊做行堂、殿主等苦行，得個微薄收入，道場裡沒人做的事都找他，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沒錢。常住知道行堂辛苦，優待行堂，一個月分給一塊鍋巴，兩人當行堂就兩人分；師公也從不捨得吃，把鍋巴賣給住茅蓬的修行者。星雲大師說：「煮雲法師長年累月無筆墨紙硯、無一文足敷零用。」師公自己也說：「因為常住知道我窮，所以有什麼事都找我去做，甚至連死人衣服送不了的都給我。」

1943年的暑假來臨，僅有的兩套半衣服已穿破了，身上一無所有，師公向方丈和尚（月基法師）請假要去趕經懺，說明了苦衷，和尚說：「你少得太多了，要是少一點我倒可以幫你忙，比如一雙鞋子或一雙襪子；可是你什麼都沒有，我沒有辦法幫你的忙。好吧！你去吧！你還是學生，開學時你要回來。」

師公下山趕經懺，佛事才開始他就無緣無故生病了，他患了嚴重的瘧疾，為了錢還是得撐著做，因為沒錢看病又整天奔波勞累，病情日益加深。就這樣趕了一個月經懺所得的錢，加上一位戒兄補貼了不足的部分，才作成一件長衫。師公回想當時說：「說來實在可憐，就為了做這一件大褂子，差一點把命都送掉了。」直到回到學院仍在生病，真的是「貧病交加」。

病了一場，教務主任和四當家都叫他下「庫房」，四當家一番好意地說：「你自己多病又沒有錢，你還是到庫房來服務吧！這樣每個月就有單銀好領。」師公回答：「我不去！我還要讀書。」

「你要讀書！那你將來想做什麼呢？」「我要當法師！……」這就是當時師公的回應。
師公早已立下志願，不甘做個經懺僧或打雜僧，要做個能說法的法師。於是奠下他在任何逆境中都能吃苦忍苦、力求上進、不斷充實自己的強靭意志與決心。

那年冬天，他決定離開棲霞山，除了不想當執事，二來也想去當時江蘇佛教界最高學府的焦山佛學院（師資優良、人才濟濟。學生通常是各校前幾名的人才去的，個個品學兼優）繼續讀書；尤其學業成績名次在他前的都去了焦山，在他後的也去了，自己是第三名的卻還待在棲霞，自然是不甘願的。

可是到了焦山，已是學期中途，只能住下來做個旁聽生，過了年也當行堂苦行。學期結束公佈成績：講演比賽，名列前茅，考試則是班上五十六人中第十六名。本來以為下學期一定可以變成正式生了，沒想到當家師（副院長）卻以他年齡大為由：「『胡適之』二十五歲已經得博士回國了；你不覺得慚愧，二十五歲還讀書！」不留情面地訓了他一頓，寫了一張條子給大和尚（院長－雪舫和尚）：「這個學生今年二十五歲了，你還讓他讀書，那我也申請進學校讀書！」就因如此，無法成為正班生，只能再當個旁聽生。

師公當時心裡深受委屈，為何想讀書的路途這麼坎坷？連縫縫補補湊合著用的被子，睡覺時一不小心腳一伸，嘶！一條大裂縫，第二天縫補了，隔天睡熟了，不注意嘶一聲又破了；晚上都沒辦法安穩一覺睡到天亮。心裡越想越難過！忍受一切窮苦，就為讀書走正路，還要受這般委屈，難過地眼淚直流。

這樣的打擊，1944的下半年，師公於是離開焦山到上海清涼寺去，做個經懺僧！

到了這裡，師公回憶說：「……只要進入焦山讀書的學生，出來沒有一個不是當『法師』的；而一個法師突然跑來趕經懺，這種日子並不好過，那麼在這個隊子裡，只有捏起鼻子來──不吭聲！就只能讓他們去講，連回嘴的機會都沒有。」少不了揶揄、譏笑：「……學法師的是『高高在上』，我們應該向你『頂禮』耶！你怎麼跑到這地方來……」

八個月的經懺，連一塊錢的花生米都捨不得吃，就是存啊存，好不容易弄了一床棉被和幾件衣服，他知道他還是要再讀書的。

1945年春，正好圓明講堂（圓瑛老法師）開辦「楞嚴專宗佛學院」，師公就去就讀了。可惜隔年，圓瑛老法師中風後無法授課了，老法師是講堂支柱，學院無形中便停頓下來，師公又得離開他往。

後來輾轉去了普陀山，普陀這三年多是師公生命中很重要的經歷和轉捩。

回顧師公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，從差點被日本人抓去，鄰居的地方士紳硬是將他保下開始；日本投降後在青浦被抓去關，幸運又被保出；1949的普陀第二次抓壯丁當兵，一位保幹事（陳錦華）替他講話：「煮雲法師不能去，他要侍候關房的關和尚，這是佛教界很重要的一樁事情，他一步也不能離開。」這才被放下來，其他很多法師都被抓走了，除非用錢贖人。之後又為了一住持與未及二十歲的徒弟──師徒二人不應抓去當兵據理力爭，反而自己被抓，幸而運氣好，這次靠軍政處袁處長才逃過此劫。這就是身處那個時代莫可奈何的苦，師公也遭遇了，只是還幸運些。

來台後，師公和星雲法師（1949年來台）等一樣畢竟是年輕的第三代，在大陸時才剛踏入佛教社會，尚無聲望、人脈，因此來到台灣都是境遇艱困、四處漂泊、吃盡苦頭。

1950年師公好不容易隨著軍醫院來到台灣，剛開始寄居軍中，任軍中佈教師，公暇可以出外弘法；後來從借住后里懷德堂半年開始，包括台南居士房子外面搭的竹棚小房等，居無定所，四處遷徙，也四處佈教弘法，只為了找尋一處因緣可供落腳安身之處。

師公回憶說：「我『一生漂泊』，因此深深地體會到：自己跌倒了，你不能希望有人扶你起來；有人扶起來的機會太少了，跌倒了還是要自己爬起來。」

歷經了近三年的艱辛歲月，終於，1953年初，師公和星雲法師到了佛教會找同戒、同學又是好友的廣慈法師，剛好有兩個好機會，宜蘭、鳳山都來信，請佛教會派法師去常駐弘法，最後星雲法師到了宜蘭，沒多久師公應星雲法師之邀至宜蘭參觀、說法結緣，又到中部講法，到台東一個月的佈教之後，終於到了鳳山蓮社落腳安身了。總算結束來台的流浪生涯。

1954年（民43）的鳳山佛教蓮社

此後，有了安身與弘法基地，到1958年底閉關前，可謂不畏勞頓地深入各地巡迴弘法佈教，如當時心悟法師稱師公為「三多法師」──行路最多、講法最多、度眾最多，可見一般。

1958年12月閉關，另一個磨難考驗卻正伺機而動。隔年（1959年）的八七水災那天，師公在關房中洗澡，著木屐在長了青苔的地板上滑了一跤，頭也傷了，夜不能眠，只好出關到台大就醫。沒想到從此高血壓如影隨形地跟著他，一看書用腦頭就痛，有時血壓高起來痛得更厲害，而且常常不能入眠。自此十多年，基本上師公是為病所苦，時好時壞，無法再如從前那樣看書寫文章、教課講經。

星雲法師曾對師公說：「如果你當時不是因為生病出關的話，就不知道要多讀多少書，多寫多少文章呢？實在很可惜！」

其間，雖然一直以來的弘法伙伴與好友星雲法師，1964年在高雄創建壽山寺辦佛學院，而請師公去擔任教務主任協助辦學，但三年後仍因高血壓病況加劇而辭去職務。

總之，師公原本活躍於弘法、真誠想為佛教作一番事業的雄心大志，這段時間，卻為這身體病苦所限，歷經了另一段默默堅忍承受的半沉潛時期。

直到1971年，師公說他自己：「我想一想，不僅度人沒有度到，而且連自己也不能了脫，這該怎麼辦呢？」後來在台東清覺寺和徒弟們商量在那裡創辦精進佛七，「因為我的身體狀況只能念佛。這一來，一方面自己念，一方面領導別人來念，既不用動腦筋，又可以念佛來消業障。」

自此（1972~），師公不斷地主持精進佛七，除了對一般信眾，也針對大專、出家、青少年及兒童等不同對象或年齡層分別舉辦，不僅在自己的道場主持精進佛七，其他道場也紛紛請他去主持，甚至遠至馬來西亞。這樣近乎苦行的精進打七，師公主七也始終以身作則，念佛、拜佛全程帶領和參與，加上他激勵大眾苦修的獨到開示，那個時代，那十多年簡直風靡了整個教界，師公帶領的精進佛七蔚為風潮。一直到他圓寂為止。

台東清覺寺

以上所述，可以點滴略見師公一生歷經了多少的艱苦與磨難！連閉個關都要來個障難！然而不管怎樣，他堅定不移地力爭上游、不停歇的參學修行、以及不改初志地就是要當個能弘法利眾的「法師」，總想辦法不懈怠的精神，更是令人不得不五體投地地讚佩！

勤學參方，正待來時

師公在棲霞山的忍貧忍苦是出了名的。之後，去焦山前，怕自己沒人事關係進不了佛學院的大門，先去了鎮江金山寺想請求當家太滄老和尚為他寫封介紹信，首座普仁老和尚來找當家，一聽介紹是某某學僧，很慈悲地就說：「你的名字我知道，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好學僧，我聽你們大和尚（即月基老）談過你的事，你能苦行讀書，要得！要得！」轉臉就對太老說：「當家師，這個學生留他在金山住。」並且開玩笑地說：「金山是最好的地方，金山跑到銀山去都不可以，怎麼可以到焦山去……」可是當時師公對住禪堂不感興趣，只是一心一意地想學做法師。師公回憶當時：「頑強無知的我……平白辜負了二老提攜之恩，仍然跑到焦山去當旁聽生，現在回想起來，仍感內咎。」

前面也提過，在棲霞山時，師公就回應了四當家：「我還要讀書」、「我要當法師！」

到了焦山，仍是貧病交迫，但師公更是苦行求學，只是沒想到一學期後，演講了得、成績不壞還是沒能成為正式生，令他極度受挫而離開。

上海趕了一陣子經懺後，明白自己不能久待，一定要再去讀書才行。

於是接上圓瑛老法師辦「楞嚴專宗佛學院」的因緣，除了楞嚴，這裡還有應慈老的華嚴、興慈老的天台、范古農老居士的唯識等。

後來到了普陀山（1947元月），一方面趕戒期當大悅眾，二來是朝普陀當參學。戒期結束，師公就上佛頂山慧濟寺閱藏樓去閱藏。

1948年到前寺普濟寺聽誠一法師講法華經，並於該寺留任「知客」。後又轉往雙泉庵任課教書。

普陀期間，師公常常親近閉關的修行和尚。

比如說妙善（妙解）和尚，曾是來果禪師的法子，高旻寺任了三年方丈，卻到處想找閉關之所，到哪都有人認得他，才來到「海外」的普陀，雖然還是被人認出，總算在這裡閉了關，一閉三年，再度移處閉法華關，師公問他現在關房裡做什麼？妙善老說：「你不問，我從來就沒有想起這回事，你這一問，我倒要算算我的時間給你聽了。」他又接著說：「我一天坐三枝香，一枝香一個半小時，另外再作兩堂功課，又誦一部法華經（老和尚很熟，只要四小時），還要拜佛八百拜（老和尚是慢慢拜，他自己說四小時），再吃兩頓飯。」

師公回憶說：「過去的大德修行是持續不斷的，不是像大家這樣打精進佛七，只有七天而已…………看看人家…………可以說睡覺時間是『少之又少』，我們有生以來都沒有這樣修行吃苦過。」

還有壽冶老和尚，有一次師公找老和尚聊，師公說：「老和尚！您這樣用功，每天睡多少時間呢？」老和尚說：「人嘛！都是要睡覺的，不過是睡得多、睡得少而已。」師公緊釘著問：「老和尚，您到底睡多少時間啊？」他說：「睡！那是幾十年來都是這樣子的啦！我是十二點睡覺，兩點半起來。」

師公在普陀山，幾年來都是睡四小時，還多了老和尚一個半小時，師公說：當時自己慚愧得沒話講了！

壽冶老和尚在五臺山當住持時，刺血（加墨水）寫華嚴經（八十一卷），寫了六十卷人都倒了，只休息一小段時間（醫生說起碼要休息一年），一天夜裡不給侍者知道，走路東倒西歪扶著牆走到文殊菩薩聖像前，點香跪求菩薩給他「精神」，趕快恢復，把經寫完才能滿此心願，不然死不甘心……。此後他寫經都在夜裡寫，不給人知道，一部華嚴經寫完了，他人才發現。

老和尚來此之前，天童寺請他去做方丈和尚，他卻偷偷跑來普陀山閉關。

當時閉關的還有德源老和尚、塵空法師等。德源老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苦行行者，當時師公在雙泉庵拜占察懺也是老和尚教他的。而塵空法師（太虛大師的弟子）在庵裡樓下閉關，師公就在樓上打佛七，日食一餐，除早晚課、楞嚴咒，日念十一萬聲佛號。在普陀，師公自己也打過觀音七、地藏七，都是一天十支香。

這段時間內的1948年末，拜把兄弟的弘度、星雲二位法師一接了南京華藏寺當住持與當家後，就寫信給人在普陀的煮雲法師：「我們兩個人有地方了，你到我們這兒來。」星雲法師還寄了五元法幣給他。這就是他們之間的情誼與相知。

1950年，師公的渡海來台，好似是他自利利他的一個分水嶺，跨越到了另一個生命階段的不同光景。他出家以來的一切艱苦，他的刻苦求學，他從棲霞、焦山、圓明到普陀的所有學習與歷練，終要在他立志當法師弘法利生、自修化他的志向與核心理念之上，隨著踏上寶島台灣，在這塊土壤上，開始開花結果。

為法為教，鞠躬盡瘁

師公從求學時代，說故事的功力早已受到同學們的歡迎，講演更是一流。文章也是，自棲霞時代就受到師長的稱讚與肯定。

跟著軍醫院來到台灣，冒用別人沒來的身份証被撕了，沒身份證想離開軍中是個問題，還得等一段時間，師公在那裡當軍中佈教師，尤其很多患肺結核病的傷兵，師公給他們「精神治療」，用佛法來安慰他們，也把它寫成稿子，再一篇篇於佛教雜誌上發表。沒事也經常外出講演弘法。

部隊移到后里，附近有個常去的懷德堂，心想住佛堂較清淨，於是就借住到那兒，有事再回軍中處理，更是常常出去弘法。也曾到毘盧寺鐘樓上住了半個月，閱讀大智度論。

當時弘法中，沒想到師公經人介紹是南海普陀山（觀音菩薩道場）來的法師之助，以「普陀山來的和尚」這塊招牌，在中部一帶改革了殺生祭拜的陋習，並且闡明正信教義。也開始了到偏遠東部──台東佈教弘法的因緣。

師公說，他很早就發了這樣的一個露水道心：「吃人不吃的苦，走人不走的路」。師公來台後，因緣使然，因緣成熟，真的開始這樣的依言而行！

自此，他出版了《南海普陀山傳奇異聞錄》，更順緣積極地應邀四處說法、巡迴講演、成立念佛會等；也接掌了鳳山佛教蓮社，以此為基，蓮社本身蒸蒸日上，同時開展了活躍於教內、各地（含澎湖），包括幾度環島弘法，全生命投入的弘法利生事業。除了章嘉大師、南亭、成一等其他長老，星雲法師、廣慈法師與師公可以說是自開始就是熱情相伴、互邀互支持、並肩作戰的長期盟友，拜把之緣深厚非常。

前排左三起廣慈法師、煮雲法師、南亭老法師、星雲法師

至於文字弘法，師公不論講演的稿子或者執筆為文，都是當時在人生（常期撰稿、編輯）、覺生、菩提樹（編輯委員）等佛教雜誌上發表的常客，包括1957年與星雲法師等人合辦的今日佛教雜誌，為當時能適應時代、提供一些能引發讀者興味進而學佛的文章，為能通俗化以弘揚佛法，大環境中盡了不少的關心與貢獻！

1958年夏末在倡印續藏的環島宣傳弘法行程中，遇強颱襲擊，險遭不測，回來後師公就動極思靜地發願掩關自修。

師公在關中，先閱般若部，六百卷的大般若經，師公說使他受益匪淺，尤其是常啼菩薩的悲心，更是令人感動。接著閱讀史傳部，師公說：「從佛祖統記、法苑珠林、經律異相、釋氏稽古略到歷代的高僧傳，費了很長一段時間，微頭微尾，閱讀了一遍，使我感受最深，同時也產生了一個感想，那就是一般高僧大德的傳記，文字內容，詞藻固然很美，但多艱深冗長，看起來費時費力………，徒增讀者辛苦。因此，引起我取精摘要，刪繁就簡，以白話重寫的念頭。」這是後來《佛門異記》三版時（1978）師公寫的自序中說到的。

師公接著說：「重寫的經過是這樣的，先把整個史傳部看一遍，第二遍才開始選材，把需要的部份作成眉注，第三遍分類摘錄所要資料，第四遍譯成白話，第五遍抄錄稿紙，第六遍審核，第七遍清稿重抄，每一位古德傳記，都要經過這樣程序，一點一滴，日積月累，耗十年心血，才完成本書，回憶起來，不勝感慨系之，若是今天叫我再寫，不要說沒有那份精力，連勇氣都沒有了！………取材方面，也不僅限於史傳部份，包括了經、律、論多種典籍。………這部書，有六十餘萬言，千三百餘頁…目的並不是為我自己，而是為了整個佛教，因為學佛的人一定要看高僧傳，弘法的人更要看高僧傳，有了這部書，都可以省時省力……………」可以深切看到師公總是想到對人有利益、為法為教的那份發心、投入與苦辛！（另一《金山活佛》亦是在關中寫的，1959年已先出版）

因緣它就要這樣展現！隔年八月七日，嚴重跌跤令師公出了關。而且引發的高血壓症，往後十年間相當程度影響了師公講說、寫作的弘法家業，不能再像從前那樣活躍而廣應。雖然師公只要在身體狀況許可時，總是儘可能地應眾生之緣、盡力地往來說法，但都是在時好時壞的空檔中，多是忍著苦、勉力而成。

師公在《弘法散記》的自序中（1960.10初版）就說：「我是一個不善為文，而且自幼多病的人，從開始讀佛學院就與病魔結下不解之緣，尤其是風濕痛、筋骨痛，時時發作，來臺後除抱病弘法外，最怕的就是寫文章，經常為了完成一篇講演稿，而把這篇文章繕寫謄清後，就如同生了一次大病似的痛苦。有時候，一篇文章寫了一半或一段就支持不了，倒在床上打打捶捶，痛苦很久，再起來寫那未完成的篇章。
「我常常對一些青年朋友們說：『你們喜歡看我的書，而且看得很高興，可是你們卻不知道我當時寫這本書或這篇文章時，所受的痛苦是如何的大，我的每一本書、每一篇文章，甚至每一句話，都是忍著極大的痛苦寫出來的，我希望你們能寫的人，沒有病苦時多寫多讀，多為佛教努力。』
「現在，我也希望看我書的讀者們也是如此。近幾年來，我更不行了，血壓高不能用腦筋，這篇序文就是忍著痛苦完成的。
「有人說：『你每出一本書，都在序言中叫苦，是誰逼你寫的？誰叫你出書的呢？』話雖然不錯，但這是責任問題，我既然出了家，『既為佛子，當做佛事』，只求無愧我心，做我覺得無限慰藉的事。」師公是這樣地忍苦發心！

當然，雖是如此，師公的堅毅，師公的德召帶領，蓮社仍然不斷成長、茁壯。

以師公修行者不斷向上的本色，以他為眾生、為法為教的厚直熱誠，他總是有辦法的！

1972年，師公主持精進佛七的另番氣象與生涯於是展開，苦修精進的方式，自利利人。令人想及，當年他在普陀親近一些閉關苦修的和尚與自己打七用功的經驗，為他後來能夠改造帶領精進佛七，顯然早已奠下資糧、預埋前因。

至於十多年來的高血壓困擾，遇上佛七中的天天開示，師公回憶（精進佛七舉辦十周年時）說：
「我曾經說過我無法講演，過去，雖然也舉辦過精進佛七（1972~），可是開示時有翻譯，每講五分鐘就可以停下來休息讓他人翻譯，這在大專精進佛七開始舉辦（1974，民63，於台東清覺寺）前，有十五年的時間都是如此，否則連續講十幾、二十分鐘後，那種頭痛的艱苦，非身入其境者不知其苦（自1959年跌跤後）。
「但是，大專精進佛七就不需要翻譯了，至於我能不能不休息地講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因為我的血壓高達兩百度以上，若是一般人已經不能講話了，可是，我還能夠打佛七，而且每天還拜八百拜，真是不可思議！
「於是，學生報到的那一天，我就在佛前祈禱，求佛菩薩加被，等佛七完了再把痛苦加在我身上。說也奇怪，隔天講規矩的時候，我竟然一講就是一小時又四十分鐘，我得到感應了！我可以同大專生開示了！這種興奮之情真是難以形容。
「因此，從民國六十三年的大專精進佛七之後，雖然高血壓仍然沒有降低，可是講規矩、開示，我都有力量自己擔當。」（大專生的佛七，每天拜佛一千拜、念佛九柱香…）

自此，不論出家在家、男女老幼，就連大專青年，都能在精進中感其受益與實用，形成一股風尚。禁語精進的氣氛中，不要說一千拜，幾千拜的都有，因為睡眠少、拜佛多，常有因體力不支而需救護者，因此護七人員中還有醫生與護士。因為精進如此，參加者受益也大，感應的也多。

師公如此帶領大家打七精進修行，自己道場與各地道場馬不停蹄地主七利眾，一直到1986年（民國75年8月）他圓寂為止。

這就是我們「為法為教，鞠躬盡瘁」的師公！

前面提到，師公在焦山，以他年齡大為由不讓他做正式生的，當時的當家師（副院長）就是東初老人，師公說：「我們佛法是重視因緣的，這段逆緣卻是我日後的增上緣啊！」

民國39~40年間老人在北投閉關，師公（煮雲法師）就四度去叩關，聆受老人教誨；後來人生雜誌（老人是發行人）的主編星雲法師向師公要稿發表開始，師公的動筆寫作、弘法，包括老人等大德發起的影印大藏經──兩次的環島宣傳佈教等，拉近了師公與老人的距離。之後與老人的交往互動，更形密切。

如老人的高足聖嚴法師所說的：「…在他（指東初老人）辦學時，最受打擊的學生是煮公，到了他晚年，最受器重和倚重的，也是煮公。」

東初老人（二排右三）、煮雲法師（二排右四）、星雲法師（二排左三）

甚至1971年後，老人在佛光山、義永寺兩度提到要為師公（煮雲法師）授記，說：「你與聖嚴很好，等他回來，你們兩個在文化館作個儀式。」（繼承焦山法脈，與中華佛教文化館的法統）後來聖嚴法師得到博士學位回國，老人要聖嚴法師去信請師公（煮雲法師）過去，但因師公正在萬佛寺主持大專學生精進佛七，一天也走不開，而未能成為事實。

師公說：「在我個人來說並不感到遺憾（但覺得有負老人美意），只是對老人圓寂後的囑咐，內心深感惶恐慚愧。」在老人的三份遺囑以及給聖嚴法師的信中，凡是提到文化館的繼承問題及組成財團法人的名單，都有師公的名字。

看到師公在此因緣中的轉變，看到這些大德善知識間的種種，讓我深覺感動，因緣難思難議，修行亦在一念之間，值得我輩學僧深思學習！

而師公與聖嚴法師的因緣，他們之間的友誼，也是密切而濃厚！讀者們讀聖嚴法師《我的法門師友》書中的〈煮雲法師──同鄉同門道誼長〉一文即知，在此不作贅述。

而我的戒和尚──星雲大師，他的耐苦辛勤、慈悲大度，就為了佛教，不計個人毀譽，其為教、為法、為人的大貢獻、大成就，是有目共睹的。我感覺，他的發心、悲願與前瞻智慧，是天生的；他能有大福緣、智慧與人分享，是自己做來、耕耘來的。他一路行來，從早期的弘法、寫作，到培育僧才，創建佛光山－尤其教育、文化、出版事業的開展，乃至一切辦學、法水遍流五大洲的開枝散葉、報紙電視、國際佛光會等，大師「人間佛教」理想的實現而能影響宏遠、成其大者，真的是空前且無人能出其右的了。我對和尚稱歎而景仰！如果我的師公能夠看到昔日好友今天這番的成就，一定是非常非常歡喜的！

上個月（6/26），戒和尚來到南屏別院，我特別去向他老人家頂禮，蒙別院住持妙樂法師之助，見到了和尚，和尚很慈悲、很關心年輕後學，問了我一些。和尚問我將來想做什麼，自己一時間沒能清楚答上。我想：學發菩提大願，定慧增上，以法利人，令眾歡喜。就是我此生想做的。

我也特別寫了這一篇。

戒和尚（星雲大師）與師公大時代中有近五十年的情誼、法誼，大師在師公圓寂一年多時，曾寫了一篇紀念文，以六度波羅蜜來讚歎這位老友。

大師說：「煮法師和我之間，是將近五十年的同學、同戒、同事。從求學到弘法，人雖有國內、國外，有南、北之隔，但是，我們的精神、想法卻是時常在溝通的。」
「………煮法師的一生，可以說是在能苦、能窮、能難、能飢、能餓，能忍受種種的侮辱與難堪之中，愈挫愈勇，最後得到他的成功。」
「………我跟他一起到各處參訪弘法，大家對我的重視有時超越他，但是，他對我從來沒有心存不滿或嫉妒，我得到利益，他為我歡喜，沒有一點疑忌的心理。」
「………煮雲法師對於別人的央求，有困難找他，皆能滿足對方所求。一心一意為他人歡喜、祝福、讚美、說好話，可以說，整個善心美意的布施，他都做到了。尤其，對於佛法的布施，到處　講經說法，到處隨堂開示，都會滿足信徒所求。」
「………煮雲法師圓寂了，我對他有說不盡的哀思，在他舉行荼毗傳供的時候，我在美國〔筆者按：當時大師人在美國西來寺閉關〕寄了一幅輓聯，寫的是：

你我同戒同參同學同事同弘佛法人稱同兄弟
相互忍苦忍貧忍誇忍難忍氣吞聲誰知忍會離
弟　星雲　敬輓

以這幅輓聯來表達我跟他的關係因緣，有人要推崇他為淨土宗的祖師，我認為那是不夠的，因為，他實在是一位現代的菩薩。為什麼呢？菩薩必須具備六度滿行，而煮雲法師具足了六波羅蜜，我想他是一位大菩薩，他會乘願再來，繼續弘揚佛法，廣度眾生。」

我也以大師──戒和尚的這段紀念文字，作為我提筆寫師公、緬懷師公、讚仰師公的一個結束。我也相信師公必然乘願再來，因為他總是不忘法教、不忘眾生！

〔筆者按〕：6/26向戒和尚頂禮，末後亦向和尚恭請墨寶，和尚慨然應允。筆者8/10得訊至別院請回，見「德與日新」四字，欣喜非常，修行不就是為了這，感恩和尚、大師對弟子的護念與勉勵！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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