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學」字為什麼長這樣？不曉得有沒有人思考過「學」這個字是怎麼創造出來的？根據傳統文字學的分析，學的組字元件有「𦥑」、「爻」、「冖」和「子」。它們看起來跟學習好像沒什關聯嘛，為什麼是這些元件呢？是什麼因素讓它們結合在一起的呢？
人類文明是由上一代的發明傳授給下一代而累積下來的。我們的發明全部都建立在前人已有的基礎上，沒有什麼事是可以憑空創造。前人的智慧要傳遞，所以「學」習就非常重要。
什麼時候華夏文明覺得需要一個字來描述學習這件事呢？「學」字誕生的時間，出乎意料地比我們想像的要早。在甲骨文時代商朝人就知道「學」習的重要了。商朝人是怎樣用一個字表達學習的意義的呢？
［上圖是「學」字從甲骨文、金文、小篆到隸書的演變。］
梵漢對音梵漢對音。用漢字對譯梵文音。多見於佛典中的專名、咒語等。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後，在翻譯梵文佛經的工作中，對專名和咒語往往採取音譯。例如一種神靈名 yak▄a譯作夜叉，國名▂ ravasta譯作舍衛國，花名padma譯作波頭摩;咒語Tad yath╣ i╨i vi╨i譯作怛二合也他引伊上膩尾膩，等等。利用梵漢對音材料，通過梵文的讀音來了解漢字的讀音，是漢語音韻研究方法的一種。
用漢字對譯梵文音。多見於佛典中的專名、咒語等。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後，在翻譯梵文佛經的工作中，對專名和咒語往往採取音譯。例如一種神靈名 yak▄a譯作夜叉，國名▂ ravasta譯作舍衛國，花名padma譯作波頭摩;咒語Tad yath╣ i╨i vi╨i譯作怛二合也他引伊上膩尾膩，等等。利用梵漢對音材料，通過梵文的讀音來了解漢字的讀音，是漢語音韻研究方法的一種。
最先倡導用梵漢對音研究漢語音韻的是俄國漢學家鋼和泰(1877～1937)。1923年，北京大學《國學季刊》第一卷刊載了他的《音譯梵書和中國古音》的譯文。該文利用宋代法天的對音材料同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擬測的隋代<切韻>音相比照，來說明利用梵漢對音研究漢語音韻的重要性，在方法論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。
汪榮寶實踐了鋼和泰提出的新方法，他的《歌戈魚虞模古讀考》（《國學季刊》1卷2號，1931）論文，考證出唐宋以上歌戈韻的字都讀a音，不讀o音；魏晉以上魚虞模韻的字也都讀 a音，不讀u、ü音。他的新方法和新成果打破了傳統音韻學研究的成見，因此引起古音學上一場空前的大辯論。圍繞著如何認識和評價譯音材料和音韻研究方法等問題，以林語堂、唐鉞、汪榮寶為代表的新派同以章炳麟、徐震為代表的舊派展開了激烈的論爭。在辯論過程中，一方面暴露了新派引用材料方面的某些缺點，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新方法的優越性。
書摘如何寫
書摘如何寫
書摘」應該是濃縮書本精華、用以概略描述整本書所談論主題的文章；
「書摘」真正的目的，該是像一份好「地圖」；
它能夠大略描繪整本書的模樣，讓你預期前方會有什麼東西，但其中的細節除非你實際身體力行去體驗，否則箇中滋味是無法透過「地圖」的描述而得到任何感觸或見解。
「它應該是讓你正確預期書在談論的主題，是不是自己真正感興趣的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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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「書評」的目的，在於讀者閱讀完後，會對於介紹的書本產生興趣。
我知道大半夜的寫這個不是很吉利，但是又想了解中國的喪葬文化，所以還是寫了，阿彌陀佛。
大家知道什麼是石槨嗎？石槨就是石制的外棺，古人將遺體放進木質棺材裡，再將棺材放到石質棺槨中，主要是避免木材日久腐爛，也是一種身份的象徵
而什麼人可以用 石槨呢？這樣要根究回我國古代的棺槨制，我們都知道，人不分貴賤，但一定分三六九等，即使死了，也會通過 棺槨制表示死者身份和等級的棺葬制。
棺即盛放死者的木製葬具；
槨，套在棺外的外棺。
木棺出現於我國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時期，至龍山文化已出現木槨，用於氏族中之頭領。
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
鋼和泰（A.von Stael-Holstein)著 胡適譯
有許多史學家以為中國民族的老祖宗曾住在圖蘭（Turan)平原，包括現在俄屬的突厥斯坦及中國的新疆。德國著名地理學者李虛賀芬（Richthofen)——據羅巴赫（Paul Rohrbach)說，他也是主張這一說的——曾說，那塊地方不但是中國民族的發源地，還是印度歐羅巴民族（Indo-European)的老祖宗的老家呢。他以為冰期之後，這一帶地方忽然變乾燥，遂使圖蘭平原的大部分居民不得不分散出去，中國民族的老祖宗往東來，印度歐羅巴民族（以下省稱“印歐民族”）的老祖宗向南方西方到印度，西亞細亞及歐羅巴去。
這個假設至今還不曾證實，但近年頗得著一點新資料。近年新疆發現了用幾種印度歐羅巴文字寫的文件，內中有一種確是歐洲式的印度歐羅巴文字（以下省(簡)稱“印歐文字”）,與亞洲式絕不同。那種民族若不是從歐洲遷過來而一路不幸沒有遺跡可尋的，也許是從最古時代一直留遺下來的。但這還不能證實中國民族的遠祖宗曾和印歐民族的遠祖同住一地。
但這個假設也許可以從比較言語學裡得著證據。如果我們能在印度民族的“原始語言”和中國民族的“原始語言”裡尋出許多相(p.456)同的字來，我們就可以推想，這兩系的民族的老祖宗大概是相去不遠的了。那些相同的字，大概只可以算是彼此傳借來的字（Loan-words)。以我所知，至今還沒有人說中國語與印歐語是同出一源的。
我們若想尋出中國民族的遠祖與印歐民族的遠祖有無相同的字，我們必須仿照西方學者推求印歐民族的“原始語言”的方法先把中國民族的“原始語言”推求出來。在那“原始中國語”推出之前，一切語言上的相似之點只可以看作偶然的。
但我在這裡可以舉山幾個相似的例——內中有兩例是雷興(Lessing)教授（前任北京大學德文學教授）指出的。
胡適：〈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序〉(原載「黃永武編《敦煌叢刊初集(十)》，許國霖著《敦煌石室寫經題記》」)
敦煌石室所藏寫本，凡為萬卷，三十餘年來，分散各地：斯坦因氏取去的，現藏倫敦英國博物館；伯希和氏取去的，現藏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；清末學部運回北京的一萬件，現藏國立北平圖書館。此三組為最大宗，餘則散在私家。私家所藏，李盛鐸氏所收為最多，去年賣到日本去了。
這幾大組的敦煌寫本，巴黎的目錄最先出，但很簡略；倫敦的目錄開始很早，到最近才有完成的消息。北平的目錄，胡鳴盛先生主編，近年才編完，雖然沒有印行，另有陳垣先生的《敦煌劫餘錄》流行于世，其考訂之詳，檢查之便利，已遠在巴黎、倫敦諸目之上了。
湖南許國霖先生是胡鳴盛先生的助手，他曾用他的餘暇，編成兩部關于敦煌寫本的書：一部是《敦煌石室寫經題記》，一部是《敦煌雜錄》。
《敦煌寫經題記》共收四百多條，是一組最有趣味又最有歷史價值的材料。伯希和先生曾對我說，他在敦煌挑選這些寫本，曾定出幾個標準：第一挑有外國文字的卷子，第二挑釋藏以外的材料，第三平常佛經只挑那些有題記可供考訂的卷子。北平所藏，是伯希和挑剩的卷子，居然還有這四百多條題記可錄，這是出于我們意料之外的喜事。將來若有人能將巴黎、倫敦以及私家所藏的敦煌卷子的題記全部記錄出來，成為一部「敦煌寫本題記全集」，一定有不少的重要材料或問題，可以供史家的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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