〈玄奘大師對中國佛教文化的影響〉
大乘經典的流傳,對於正法弘揚久住具有重大長遠的影響。在六識論邪見及外道錯誤知見橫流之時,有大乘經典為佐證及依歸,才能破斥外道及邪見,學人因此能建立正知正見來修學佛法,也因此避免被邪見或錯誤知見誤導而造作惡業。在唐朝時期,玄奘菩薩遠赴印度取經,回國後全力譯經與著作的這個重大佛事,不僅奠定了中國佛法文化的堅實基礎,更為日後的中國佛教建立了正法法幢。
由於 玄奘菩薩在西行取經前就已明心見性,並且已回復往世部分證量。對於當時在中國佛法文化中存在的種種諍論,玄奘菩薩其實很清楚這些諍論背後真正的答案,但因為當時學人們沒有親證佛法的真實義,並且經論不完備,因此難以佐證 玄奘菩薩之所說。所以,當時中國必須要有人前往印度帶回完整的經論,乃至是悟後如何成就佛道的次第與內容,而 玄奘菩薩知道必須取回 彌勒大士所說的《瑜伽師地論》,才能解決這些諍論問題。於是為了中國佛法文化的未來,玄奘菩薩立下了到印度求取《瑜伽師地論》原典,並帶回中國翻譯,以開顯佛法文化之究竟義的宏願。
在 玄奘菩薩西行取經前,中國佛法文化一直處在對第九識及真如的誤解以及紛爭之中。因為當時學人們不瞭解明心的內涵,對於不生不滅的實相心,就有阿賴耶識、真如、第九識等三種分歧的說法。直到 玄奘菩薩譯出了《瑜伽師地論》,並且闡釋了佛法的真實理,才終於解決了這個問題。 玄奘菩薩舉示了《瑜伽師地論》這部根本大論,證明 佛陀所開演的義理,每一個人只有八個識,絕不會多於八個識,從此楷定了大乘佛法八識論的正理。
另外,當時除了對第八識真心的諍論外,中國還陷於成佛時所應具備的佛性,是現在就已經具備,還是未來漸次修行才能具備的論戰中。也因為 玄奘菩薩闡釋了成佛的真實義理後,從此予以弭平底定,同時也一併釐清了真諦三藏增設第九識與第八識分立的錯誤。
由於 玄奘菩薩嫻熟梵文及漢文,又有不可思議的證量及智慧,而且他親自到了印度求取並聽聞諸經來勘定真義,因此所作出的翻譯不僅文質相符,並且翻譯的品質及數量都可說是中國佛學史上的極致。 玄奘菩薩的譯經不僅呈現佛典的原貌,又將梵文複雜的語法以中文獨特的方式呈現,彌補了漢語和梵文在語法上的巨大差異,讓中國的廣大學子得以聽聞大乘佛法並可如實聞、思、修、證真實佛法。
公元660年, 玄奘菩薩開譯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,公元663年譯畢。這部經的應世,讓中國學人對於 佛陀第二轉法輪所傳的佛法再也沒有疑慮。
而《成唯識論》是 玄奘菩薩當年在印度所造,帶回中國才翻譯成中文。雖然 玄奘菩薩謙稱《成唯識論》是翻譯各家之論揉合而成,但實際上是 玄奘菩薩以其高深的證量及抉擇慧親撰而成之鉅作。玄奘菩薩先指出唯識論師們各別錯謬的地方,然後再舉說諸法唯識的正理,也闡明了佛道修行的次第,以及各修證階位的種種現觀。
所以佛道的修行,最主要就是要親證實相,然後轉依這個實相心如來藏的真如法性,再繼續進修。《成唯識論》為中國大乘佛法開拓了非常穩固的根基,使得佛法實證有了依歸,這部鉅論和 玄奘菩薩所譯的七十三部經論,共同護持了以親證第八識為開悟標的的南方禪宗。禪宗因此獲得教理上的廣大支持,才可能一花開五葉,成就此後中國千年的佛教文化盛世。
玄奘大師一生對中國佛教有極大的貢獻,除了楷定 如來宣演的八識正理,奠定中國大乘佛法文化的根基,其所撰寫及翻譯的經論,更支持了流傳千年的中國禪宗,使得代代綿傳不輟,利益後代學人無數。玄奘大師聖者的風範萬古流芳,典型長留世間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