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ouisa 陳芷涵 的部落格

正文

用漢字對譯梵文音。多見於佛典中的專名、咒語等。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後，在翻譯梵文佛經的工作中，對專名和咒語往往採取音譯。例如一種神靈名 yak▄a譯作夜叉，國名▂ ravasta譯作舍衛國，花名padma譯作波頭摩;咒語Tad yath╣ i╨i vi╨i譯作怛_二合也他_引伊_上膩尾膩，等等。利用梵漢對音材料，通過梵文的讀音來了解漢字的讀音，是漢語音韻研究方法的一種。

最先倡導用梵漢對音研究漢語音韻的是俄國漢學家鋼和泰(1877～1937)。1923年，北京大學《國學季刊》第一卷刊載了他的《音譯梵書和中國古音》的譯文。該文利用宋代法天的對音材料同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擬測的隋代<切韻>音相比照，來說明利用梵漢對音研究漢語音韻的重要性，在方法論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。

汪榮寶實踐了鋼和泰提出的新方法，他的《歌戈魚虞模古讀考》（《國學季刊》1卷2號，1931）論文，考證出唐宋以上歌戈韻的字都讀a音，不讀o音；魏晉以上魚虞模韻的字也都讀 a音，不讀u、ü音。他的新方法和新成果打破了傳統音韻學研究的成見，因此引起古音學上一場空前的大辯論。圍繞著如何認識和評價譯音材料和音韻研究方法等問題，以林語堂、唐鉞、汪榮寶為代表的新派同以章炳麟、徐震為代表的舊派展開了激烈的論爭。在辯論過程中，一方面暴露了新派引用材料方面的某些缺點，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新方法的優越性。

法國漢學家馬伯樂(1883～1945)1920年發表的《唐代長安方音》利用了天竺高僧不空的漢譯梵咒（30多個漢字）的材料，雖然這些材料只占不空全部譯音用字的5％,但是從中發現了唐代長安音鼻聲紐字對梵文鼻音，又對濁塞音這一特點，從而最先提出漢語鼻聲紐包含鼻音和濁塞音兩個成素的見解(例如，“娜”應當讀 nda)。後來羅常培在漢藏對音材料里也發現唐五代西北方音有類似的情形。

梵漢對音的研究，促使漢語音韻研究由清代學者的古韻分部轉向古音音值的擬測。並考定了個別聲母、韻母的音值。但最初階段也不免有粗疏、簡單化的弊病,例如，用宋音證隋音和用魏晉隋唐音證先秦音而時代不分，用歷史音變解釋不同來源的材料而忽視這些材料的地域差異，所以得出的某些結論與古文獻的事實不符。

羅常培《知徹澄娘音值考》論文，考證出 6世紀末至11世紀初知徹澄三個聲紐讀【t】、【t‘】、【庽】（或【庽‘】），娘紐讀 【η】，訂正了高本漢在《中國音韻學研究》里所作的【慩】、【慩‘】、【庿】、【怱】的擬測。選取對音材料時也注意到了它的時間性、地域性以及梵文文本之間的差別,同時又參證了漢藏對音、現代方言和韻圖等材料，所以結論比較可靠。

陸志韋和李榮用梵漢對音證明<切韻>的濁音聲母不送氣，讀作 【b】、【d】、【ɡ】，訂正了高本漢所擬測的送氣音 【b‘】、【d‘】、【ɡ‘ 】。陸志韋的《古音說略》指出，梵文的不送氣濁音可以直接譯成《切韻》的濁音，梵文的送氣濁音好象無從對譯，肯定古漢語的濁音全作不送氣的，不至於有大錯。李榮的《切韻音系》把隋以前各家對譯梵文字母的情形歸納成如下幾種：他們還分別參證了<廣韻>又讀、壯語的漢語借字和廣西傜歌等材料。

梵漢對音

以上諸家考證的問題大多集中於聲紐,取材也以《圓明字輪》和《四十二根本字表》等字母譯音表為主。

梵漢對音

者u、o、ɑu之間的混淆現象；用“連聲之法”分析梵文和漢語之間的音節對應。②辨識漢譯梵音的中亞、印度方言因素，解決對音上的疑難問題，例如利用 prak╱ta（梵語方言）清輔音在兩個元音中間發生濁化的現象來解釋對音材料里

梵漢對音

一部分清濁輔音混淆的原因。③處理對音材料時，用梵文原文和別種譯本進行校勘。此文確證後漢入聲收濁塞音，發現至祭兩部去聲收-s韻尾，訂正了高本漢關於閉音節不用i、u作主元音的學說，考定四聲的起源年代和分類，討論了平、入、去聲的調值,論證了歌部韻值應為al,侵部應兩分，匣於互補，後代所謂重紐三等字有╱介音,喻為審濁，等等；並肯定了古無輕唇、古無舌上和娘日歸泥等。 美國學者柯蔚南1981年發表的《漢朝佛教徒對音方言札記》考證出後漢時期的聲紐是：韻尾入聲-p、-t【t、θ】、-k，陽聲-m、-n、-嬜。介音w、r、j。元音i、e、a、媅、u、o、姙。此文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高本漢等人的某些擬測。但關於邪禪二紐的擬音只能算作憑空推論。

梵漢對音

梵漢對音材料里也存在音近替代現象，這是由於梵語和漢語是不同系屬的語言，各有各的語音系統和組合規則，不是一對一的關係。這就要求研究者分析對音材料時，力避簡單從事，應從多方面去考慮問題，參證儘可能多的材料。

參考書目

羅常培：《知徹澄娘音值考》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《集刊》，3本1分，1931。

俞敏：《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》，收入《中國語文學論文選》，日本光生館，東京，1984。